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

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2026年第3期

• 中国式现代化“式”的规定性论析

  商志晓

  “式”代表规定性，中国式现代化的“式”，是样态、属性、特色、优势的统一，是质的规定性与量的规定性的统一。中国式现代化“式”的质的规定性，由根本的质、质的展开、质的要求构成；中国式现代化“式”的量的规定性，主要体现在人口数量、发展进程、成就积累、影响范围等方面。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属于实体规定，中国式现代化“式”的规定性还进一步拓展了关系规定，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近代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的进程、科学社会主义先进本质、全新的现代化模式、推进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等不同视域，对中国式现代化“式”的规定性作出延伸把握。

• 论马克思对“抽象统治”的批判——兼论中国式现代化的超越性

  李双套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形而上学不断变换形态，以不同方式出场，但其内在缺陷始终存在。这种内在缺陷指的是人的派生物反过来统治人，具体表现为本质主义、二元思维和远离现实世界。马克思颠覆了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深刻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在观念上和现实中均受到抽象统治。从马克思对抽象统治的批判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超越性的本质体现为：中国式现代化重申了具体劳动的优先性，超越了本质主义；坚持辩证思维，超越了二元对立；强调实践原则，回归现实世界。

• 公平正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引领及其优化路径

  王艺明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解放生产力、推动技术进步的发展过程，更是一项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引领的社会实践。公平正义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价值，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正义思想。公平正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引领作用伴随不同阶段中心任务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大体呈现出人民至上—公平正义—国家善治的贯通关系，有效衔接人民立场、价值理念与治理实践。当公平正义由价值理念层面进入制度和实践层面，往往会面临发展维度、制度和治理维度以及观念和文化维度的挑战。面对这些挑战，公平正义价值引领的优化路径不能停留于抽象的理念重申或零散的政策修补，而是必须系统性地重构转化机制，即深化价值理念的制度性嵌入、健全系统集成的制度转化通道以及培育浸润价值认同的社会文化和治理生态。

• “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的规范性意蕴及其启示

  肖祥

  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并不是指原始社会，而是指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历史时期，只有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人的解放”主题的探寻、“真正的人类历史”有何特征等方面才能获得对其科学的理解。“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的规范性意蕴不仅表现为作为批判尺度的规范性——对旧式社会规范批判的价值评判，还表现为作为历史目的的规范性——发现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规律的价值指向，更表现为作为实践目的的规范性——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理想。

• 马克思恩格斯对经济危机外因论的方法论批判及其当代启示

  竭长光

  在思想方法上，19世纪初萨伊、李嘉图等英法政治经济学家之所以得出经济危机具有偶然性的结论，是由于他们关于问题的解释具有外因论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经济危机具有必然性，是因为他们对经济危机的解释具有内因论的性质。他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不同，决定了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在研究方法上，19世纪初萨伊、李嘉图等英法政治经济学家是从具有“抽象的同一性”的经济学原理或经济模型出发，形成关于经济危机的外在反思。而马克思恩格斯是通过具体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形成关于经济危机的内在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辩证法实现了对经济危机外因论的批判与超越，这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启示。一方面要将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的具体真理作为理论目标；另一方面要坚持从事物自身的内在矛盾出发，摒弃从先验原理、假设出发的外在研究方法。

• 论恩格斯的时间理论体系

  刘少明

  恩格斯从本体论、辩证法和社会功能层面揭示时间的意蕴。时间具有客观实在性，它表现为物质运动的方向性、顺序性和普遍性。时间也具有辩证特性，它以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辩证法、质量互变的辩证法、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展开。时间还具有社会功能性，制度化的时间能测量事物运动的时长、计算劳动时间生产的价值和批判资本剥削、澄清人的解放所需的条件。三重时间意蕴逐层奠基，相互融通为统一的时间理论体系。恩格斯的时间理论扬弃了以牛顿、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时间理论，为物体运动与时间相关联的理论开辟道路，也有利于批判数字资本主义时间霸权，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探索时间精度、建构时间制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 列宁在解散立宪会议问题上对错误认识的批判及其当代意义

  王进芬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全俄苏维埃中央委员会解散了已经成为敌对政治势力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工具的立宪会议。但此举却招来一些有产阶级及其代表的大肆责难，他们攻击解散立宪会议就是“消灭民主”、解散立宪会议代之以苏维埃就是用专政代替民主等。列宁对此展开了深刻的批判并阐发了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主要包括：批判所谓解散立宪会议就是“消灭民主”的观点，强调解散立宪会议是为了让劳动人民更好地享有民主；批判所谓解散立宪会议就是“破坏了对民主形式，即民主机构的信仰”的言论，强调立宪会议的选举不符合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人民的利益高于立宪会议形式上的权利；批判所谓解散立宪会议代之以苏维埃就是用专政代替民主的话语，强调苏维埃政权是新型民主与新型专政的结合；揭露幻想“议会道路”的调和主义的实质是帮助资产阶级巩固统治，强调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列宁的这些思想观点对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何以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陈培永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重大判断意味着要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文化发展史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是深化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深刻洞察中华文化发展历程、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得出的结论。这一重大判断要求看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要挖掘其文化意蕴，领悟其精神实质；要求看待中华文化不能仅仅“回头”看，不能只讲述其优秀，而且需要“往前”看，面向其现代发展；要求在思考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关系问题时不能停留在哪一方更重要、以哪一方为主，而应该把落脚点放在全力打造新的文化生命体上。

• 毛泽东对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三维探赜

  陈红娟

  鸦片战争后，中华文化遭遇主体性危机，面临着发展上的“去留”之争、性质上的“优劣”之判与地位上的“古今”重估。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从三重路径重构与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其一，理清中华文化精华以重构文化主体性，突破文化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二元对立，辩证审视中华传统文化；其二，破除对外来文化的迷信以夯实主体性，主张辩证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倡导“以我为主”的创造性转化；其三，革新文化概念、论断与形态以实现创新发展，以人民实践为创新源泉，明确“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方向，构建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为日后中国共产党制定文化政策奠定基础。毛泽东主张以辩证继承、批判吸收与创新发展重塑中华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为新时代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了理论启示。

• 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及其创新性贡献

  唐登然

  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规划思想为学理根基，从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智慧中汲取文化养分，并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与国民经济计划的实践经验，逐步凝练而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定和实施规划的重要论述，构成中国共产党规划观的重要内容和基本遵循，即坚持党对规划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优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全局等。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集中回答了为何开展规划、规划什么、如何制定和实施规划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主要涉及规划立场、规划理念、规划原则、规划思路、规划方法等方面。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为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勾勒了实施蓝图，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协同与优化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为促进全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 平台用户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及其当代启示

  张媛媛

  平台用户劳动是以虚体为中介，同数字形式的对象化劳动相交换的活劳动。尽管玩劳动与非雇佣数字劳动等概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平台用户劳动同平台雇员劳动的区别，但未能在严格意义上厘清平台用户劳动的本质内涵，缺少对平台用户劳动雇佣实质的揭示。从雇佣劳动的核心特征出发，平台用户劳动属于马克思雇佣劳动范畴。作为雇佣劳动在数字时代的最新形态，平台用户劳动“非雇佣形式与雇佣实质”的二重性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从工业时代发展到数字时代的现实产物。如何科学理解数字资本支配平台用户劳动的价值增殖过程，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规范和引导数字资本健康发展，是新时代资本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 “一般智力”资本化的历史唯物主义考察——数字资本主义知识霸权批判

  姜淑娟

  伴随数字智能革命飞速发展，马克思笔下的“一般智力”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被固定资本吸纳的“死知识”，日益外化为独立的知识产权客体，并承担重要经济角色。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宣称保障智力产品不受干预的市场竞争与流通自由，却导致数字巨头对知识产权的割据式占有，形成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内无从破解的垄断死锁与知识鸿沟，在世界范围则大肆奉行技术民族主义，以知识产权为“利刃”，试图强化其在世界市场的政治经济霸权。

• 数字化交往中精神文化生活的异化风险及其应对

  李梦云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体交往带来深刻变革，为人们追求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条件与保障。数字化交往作为当今时代基于大数据与互联网技术体系而出现的新型人类交往方式，既为人们带来虚实融合的感官革命，又增强了人们在交往中的创造性与个性化。然而，随着快餐文化的侵袭、加速社会的演进以及算法权力的控制，人们在数字化交往中的精神文化生活异化风险日益显现，表现为认知异化、情感异化、价值异化等。对此，需要以主流文化的价值引领、数字文化的综合治理、人机协同新范式的构建不断推动个体认知能力的理性重构、情感关系的真实复归以及人的主体性的自觉确立，让人民享有更加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聚强大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