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

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2025年第3期

•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本质是话语主导权

  骆郁廷

  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首要的是探索、揭示和把握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本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本质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这种话语主导权体现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战略主导性，体现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领导权，体现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引领力。从战略主导性、思想领导权、话语引领力相统一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才能更加全面深刻地把握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本质，提升新时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凝聚力和影响力。

•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腐败制度体系——访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鲁品越

  本刊记者

  鲁品越，男，1949年生，安徽芜湖人，198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现任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第二届高等学校优秀思政课教师奖、首批上海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名师、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突出贡献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法论”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多项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负责人。发表文章数百篇，出版专著10部、译著2部。三项论著获教育部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奖，三项论著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著作《深层生成论——自然科学的新哲学境界》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资本论〉与当代世界》被列入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 “两个结合”与新的文化生命体的造就

  刘建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结合是一场深刻的化学反应，具有深厚根基和内在机理。结合的前提是相互契合，结合的过程是相互融合，结合的方式是相互作用，结合的原则是相互尊重，结合的结果是相互成就。经由结合而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多种要素的有机统一和系统集成，是理论形态、文化形态和文明形态的有机统一，是新理论、新文化和新文明的集大成。“新的文化生命体”概念的提出，彰显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中国人民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对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增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自信具有深远影响。

• 美好生活与人的现代化

  项久雨

  中国式现代化是创造美好生活的现代化道路，从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形塑着崭新的现代性。国家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立体结构，共同支撑着美好生活的创造与实现。其中，人的现代化包含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展方式的现代化，三者相互联系、彼此支撑。人的生产方式现代化，就是要发展数智生产、绿色生产等现代生产方式，提高劳动效率与生产效益，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人的美好生活，破解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见物不见人”的困境。人的生活方式现代化，就是要实现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交往生活现代化，发展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美好生活的崭新样态。人的发展方式现代化，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充分显示人的个性、独立性和主体性，推动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关系，进而在创造美好生活与实现人的现代化的统一进程中构建美好社会。

•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与实践遵循——基于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考察

  刘栋

  社会有机体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现代化发展进程是社会有机体发展演进的重要表征。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人口规模巨大是推动社会有机体全面生产发展的结果，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深刻体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对人与自然关系再生产规律的科学遵循，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人类社会理想价值目标的生动实践。新征程上，社会有机体所蕴含的自主选择性、整体性、发展变革性和开放性等特征，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 通向“普遍的世界历史”的唯物史观之路

  吴宏政

  “普遍的世界历史”这一概念由康德首先提出，此后由黑格尔和马克思各自赋予这一概念以独特的内涵。康德把“普遍的世界历史”寄托于世界公民宪法，并试图通过“各民族的联盟”的形式加以实现；黑格尔则寄托于绝对精神这一“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实现绝对精神的世界历史化和世界历史的绝对精神化。然而，在马克思看来，“普遍的世界历史”乃是人类基于“普遍的交往关系”，消灭“支配-从属”的世界生产关系而进入共产主义的社会生存状态。资本主义私有制确立以来，世界历史的支配者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普遍性形式的思想”，而是由资本逻辑主导的私有制生产关系支配着整个世界。对此马克思提出，只有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并形成“普遍的阶级”以及由此建构起“普遍的交往关系”，作为共产主义真正的“普遍的世界历史”才是可能的。

•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张三元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理论以唯物史观为根基，坚持人民性、批判性、彻底性、过程性和整体性阐释原则，以共产主义文明为根本方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取向，揭示了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规律，旨在建设整体性文明，体现了理想性与实践性、阶级性与人类性、批判性与建设性、系统性与发展性的统一，对于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对于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实践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夯实了建设共产主义文明的动力基础，明确了追求人类真正普遍幸福生活的前进方向，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自觉和文明自信，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独特价值，推动了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建构。

• 列宁关于共产党长时期领导工农国家各项事业思想的形成及其重要内容

  俞敏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实践中认识到，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需要有国家和政党，因而必须长时期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在工农国家中，共产党必须加强对工农国家及国家机关的领导，加强对工农国家发展经济工作的领导，加强对工农国家文化教育工作的领导，加强对工农国家外交工作和对外贸易工作的领导，加强对工农国家人民军队的领导。列宁的相关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消亡的思想。这些思想对当代中国共产党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 本质-现象透视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方法

  刘志洪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法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方法，但本质-现象透视法构成整个批判的根本方法。假象遮蔽、歪曲乃至颠倒本质，掩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与暂时性，从而隐匿地维护和强化资本的统治。必须穿透资本主义的假象解蔽其深层本质，并依据对真实本质的理解展开深刻的理论与实践批判，消解资本主义的假象及其现实根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集中展现为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本质的洞见与假象的批判。本质-现象透视法规约包括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法在内的一系列方法的运用。本质-现象透视法之所以成为根本方法，在于它能够有力实现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的总目的，高度契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缘何必然被共产主义代替的总问题，充分彰显作为总方法的唯物辩证法之批判性与革命性。

• 中共党建学概念体系的“本体论”、分析范式与基本图谱

  刘红凛

  建构党建学概念体系必须树立“大党建观”，聚焦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党内法规、党务管理等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必须坚持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的内在统一，以实事求是、政策性与学术性相融通、具有层次性与体系化等为基本遵循。从根本上看，党建学概念体系是具有内在逻辑与层次结构的“概念图谱”，有基本概念、核心概念、理论标识性概念、重要概念、一般概念之分。应基于基本概念、核心概念、理论标识性概念来建构党建学概念体系的基本框架与内容结构。其中，核心概念彰显内容实质与显著特色，理论标识性概念有“画龙点睛”之妙。

• 创新现象、创新实践和创新思维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

  包大为

  创新现象是人类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最典型的质变飞跃环节，体现了人类能够通过实践活动超越自身的本质特征。但是创新实践本身又受制于社会历史条件，一方面创新的对象取决于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创新的结果所蕴含的系统性有赖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交互关系的发展程度。创新实践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过程，而且也是一个系统动态的对象性结构，既包含着主体在物质生产和社会制度领域的自我更新，也包含着生产工具和意识形态作为中介的不断发展。创新思维是对现有经验进行积极扬弃的实践先导，是历史发展在思维层面的“预演”，其关键特征是客观性与系统性，其面向未来的前提则是不再受制于特殊利益所主宰的社会历史条件。

•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对马克思的错位阅读

  仰海峰

  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卢卡奇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为基础性文本，对马克思的哲学进行了具有原创性的探索，对后来者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这一探索中，卢卡奇对马克思存在着双重的错位阅读：一是在文本上，卢卡奇没能看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的逻辑差异，以前者解释后者；二是在逻辑上，卢卡奇以劳动本体论为马克思哲学的基础，这是以黑格尔的本体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

• 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逻辑及其批判

  王海建

  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到数字时代的新形态，数字帝国主义企图以数字资源私有、数字平台垄断构建出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统摄全球文明的“数字世界新文明”，并主要以文化殖民的方式在全球展开殖民掠夺。数字帝国主义企图通过掩盖文化殖民的主体、转换文化殖民的内容、扩展文化殖民的范围、升级文化殖民的程度，实现对全球人民的精神控制和文化主体性消融。数字帝国主义营造出的数字时代文化繁荣、文明进步的假象背后，蕴藏着人的个性被扼杀、新的社会不平等出现、国际社会的政治极化、人类文明多样性衰败等内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应从技术、资本、价值等数字帝国主义文化殖民中的三个关键因素出发，积极予以应对，即以技术革新打破数字帝国主义文化殖民的技术垄断、以制度更新突破数字帝国主义文化殖民的资本逻辑、以价值出新破解数字帝国主义文化殖民的价值困境，从而超越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逻辑，构建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数字世界新形态文明。

• 封建主义的复现还是数字资本主义的进阶？——资本主义再生产视角下的“技术封建主义”批判

  薛绍文

  西方学者提出“技术封建主义”或“新封建主义”概念，以封建主义叙事解读数字资本主义，指出数字平台所有者即“云贵族”，以垄断数字技术与数字平台来收租获利的方式与封建主义极为相似，“云贵族”成为数字资本主义中的寄生者，数字资本主义越来越具有封建主义逻辑。然而，从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来看，数字资本主义既不遵循封建主义的再生产逻辑，也不是对传统资本主义的简单复制和循环往复。“技术封建主义”正是数字资本主义差异性再生产的结果，是数字资本主义的进阶，而非封建主义的重新出现。从超越路径来看，技术封建主义者囿于“结构性的封闭式再生产范式”，不能从根本上超越数字资本主义的统治，只有转换为“矛盾性的开放式再生产范式”，才能深入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差异性变化中寻求解放的可能性。